衡阳东汉铜马
蛇年逶迤将去，马年奔腾而来。
马与人类休戚相关，很早便是人类的朋友，而且是与人生死相托的朋友。杜甫在《房兵曹胡马》中，称其“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然而地貌多山的湖南，显然不是适合马儿生存的大草原。但湖南并不缺“马”，这些“马”，奔腾在历史和地理的广阔天地间，它们记载着历史和传说，传承着文化与精神。
在古老的神话里，那匹象征着勇气与力量的神马，踏云而来，为这片土地带来生机与希望。它的蹄印化作了山川的脉络，它的嘶鸣融入了历史的风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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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马，是地名中有趣的传说与象形比喻，是历史上激烈的争斗，是湖南人的英雄崇拜，也是出土文物里踏云而来的神物。马的精神，早已深深融入了这片热土。
展开剩余92%湖南和马有关的地名，相信每个对湖南稍微熟知的人都可以脱口而出。
在省城长沙，知名度很高的有湖南广电的所在地马栏山，出土过三座大墓的马王堆，岳麓山前的著名景观天马山，湘江上充满野性的洲岛兴马洲，轨道交通1号线上的大站马厂……
马王堆汉墓发掘现场。（资料图片）
这些带马的地名有着各自不同的来源。
马王堆最初叫马鞍堆，它来自于对地形的象形描述：两座大土堆形似马鞍。后来则被讹传为埋葬马楚国王的马王堆，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考古发现，才确定其为汉代轪侯家族的墓群。
天马山则是因为形似天马腾空而得名，这是一个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都很常见的地形类地名。
从湘江东岸远眺天马山与岳麓山。图/石亮
兴马洲的来源据说也是与马楚王朝有关。五代十国时期，马楚王朝在洲上放牧战马，取马楚兴盛之意，便有了兴马洲之名。
马厂是长沙北边重要的地铁和公路交通节点。在古代，这里也是长沙北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古代陆路交通的主要工具就是马。古时，府衙会在城市近郊选一块土地肥沃芳草鲜美善养马匹的地方设立驿站，长沙的马厂，当时配有11个驿丁名额及数量可观的驿田。随着近代公路、铁路的建立，古代邮驿快速消失在历史尘烟中，唯有这个带马的地名，忠实记录着历史的过往。
长沙马厂附近。图/曹宇旋
长沙郊区，地处绿心生态区的跳马镇也是一个“马地名”众多的地方。跳马涧、上马石、歇马岭、吊马庄……跳马作为重要历史交通节点，也是湖南军事上的重要关口。马曾是战争的象征，吊马、上马、跳马、歇马，战争的记忆伴随着地名留存到了今天。这些地名，有着同一个来源，就是三国文化。吴蜀在湖南对峙的历史事件，随着关公崇拜在长沙的广泛流行，造就了长沙城郊诸多的三国地名。
跳马涧。
在长沙之外，湖南还有更多带马的地名。
这些地名里，带着古道羁旅的集体记忆，如湘黔古道上的马底驿、长沙到安化交通要道上的马迹塘。
最有趣的带马地名，应该是邵东市的牛马司。这个曾经因纪念先祖迁徙而得名的“刘晚四”，却在1920年湖南省地质资料司技术人员来到当地进行煤田地质调查时，因方言误会被记为“牛马司”。这份《湖南宝庆牛马司煤田地质报告》，就此将这里的地名演化成了牛马司。
湖南地名中的马，也与姓氏、族群迁徙密切相关。例如“马家河”“马家村”“马家坳”等，多因历史上马姓族人聚居而得名，这些地名如同一部无字的族谱，诉说着家族迁徙、繁衍的往事。
湖南历史上，有个和马关系密切的王朝，它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的马楚王朝。
之所以叫马楚，是因为这个王朝的开创者是河南木匠马殷，国名是楚，组合在一起，便成了“马楚”。
马殷是个聪明人，他在唐王朝走入混乱的后期，凭借独到的眼光，一点点地积攒着自己的力量。在带头大哥覆灭之后，他仍能带一支队伍远走湖湘，并在此安定下来，直至成为一方霸主。
《紫薇山古开福寺记》碑里提到的马楚王国。
马楚早期的湖南，在老马家的用心经营下，经济繁荣，社会安定。长沙在这段时间还因此成了湖南历史上唯一一个独立王国的国都。今天长沙城中的马楚巷、碧湘街、马王街、小瀛洲都是与马楚相关的地名。可惜这盛世很快就随着老马（马殷）的离世结束了。马殷死之前，突然留下遗书，将王位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改为了兄终弟及继承制。这个错误的决策，为这个王朝的命运埋下了自毁的种子。
老马家的五个儿子，由此开始了无休止的烂斗。
马殷死后，次子马希声继位，却只知模仿后唐庄宗豪奢，治国无方。三子马希范上台后，更是变本加厉，大兴土木，横征暴敛，将马殷积攒的国力消耗殆尽，也将国内矛盾推至顶点。
因马楚得名的马王街。
真正的风暴，始于947年马希范病逝。他的弟弟马希广在部分将领拥护下继位，但另一位弟弟、时任朗州（今常德）节度使的马希萼，以“兄终弟及”的规则和年长为由，激烈反对。兄弟阋墙，迅速演变为内战。马希萼不惜联合湘西山地的“洞溪蛮”武装，合兵攻打长沙。经过惨烈争夺，长沙城破，马希广被俘后遭缢杀。胜利者马希萼自立为王，可他性情残暴，上位后只顾享乐报复，很快又激起了众怒。
蛰伏在暗处的五弟马希崇，趁机发动政变，将马希萼囚禁。然而，政治清洗尚未完成，部分将领又突袭囚所，救出马希萼，拥立他为衡山王。一时间，湖南竟然出现了长沙的楚王马希崇与衡山的楚王马希萼两王并立的荒唐局面。
长沙马楚巷。
内斗至此，双方的力量都已耗尽，竟不约而同地向强大的邻国南唐求救，引外力以制对方。这无疑是开门揖盗。南唐君主李璟抓住这千载难逢的良机，于951年发兵南下，以调停为名，行吞并之实。马希崇与马希萼先后投降，立国仅44年的马楚王朝，就这样在兄弟五人的争斗中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湖南人自古崇拜英雄，这片土地一直有着英雄的传说。马援就是其中一位。
这位东汉时期的一代名将，以“马革裹尸”的豪情和彪炳史册的战功闻名于世。马援也为后世留下了很多成语典故，马革裹尸、穷且益坚和老当益壮这三个成语都是因他而生。
王莽当政时期，心怀仁慈的马援因放走哭泣的犯人，而逃到边区垦田、畜牧。善于经营的他，很快便拥有牛、羊数千头，成为创业有成的大商人了。但马援不以此为满足，他常常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株洲渌口，马援雕像。
后世，唐代才子王勃写下千古名篇《滕王阁序》，其中就引用了马援这个典故。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马革裹尸，则是马援在面对外敌入侵时发出的豪言壮语。
《后汉书·马援传》：援曰：“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冀曰：“谅为烈士，当如此矣。”
长沙东郊马坡岭。
而“马革裹尸”理想的实现，正是在湖南。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南方武陵郡五溪蛮发生暴动，已经六十二岁的他，再度向朝廷请求率兵出征。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马援率部抵达临乡，大败前来迎击的蛮兵，俘虏两千余人，蛮兵纷纷逃入山野。三月，马援率军进驻壶头，蛮兵倚仗山川之利坚守，而汉军却因水流湍急船只难进，再加上天气酷热，大量士兵因暑热、瘟疫等传染病而死，年老的马援亦身患重病。纵使如此，马援仍然常常拖着病躯瞭望敌情，指挥作战。
不久，马援不幸因病死于军中，实现了他“马革裹尸”的誓言。
株洲渌口，维护中的伏波庙。
长沙南门妙高峰西侧，有马援巷，今天竖有马援巷故址碑，以示纪念。据明崇祯《长沙府志》载，光武帝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封伏波将军，率军讨交趾征侧、征贰，往返经长沙，一度驻节长沙南门，后人称其地为马援巷。曾立铜柱以表功，并立庙以祀。而在六十公里外的株洲渌口区，则仍保留有伏波庙。马援曾被光武帝刘秀授予伏波将军，因此常被人称作马伏波。伏波庙便是祭祀他的神殿。马援信仰的分布，在湖南以沅水流域分布最为广泛。早期伏波庙多祭祀伏波将军路博德，后期则以马援为主祀。民间关于马援的信仰，一直延续到今天。
马在古代社会是极为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
因此，在出土文物中，马并不算少见。湖南出土的“马文物”，虽然不多，却有着与众不同的地方特色。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展陈”厅内，在众多湖南商周青铜器中，有一件形状奇异，非常容易引起参观者惊叹的青铜器，它就是著名的马簋。它发现于上世纪的一次村民建房活动。
1982年春，益阳桃江县连河冲公社金泉大队社员在建房挖地基时，清理出土四马方座铜簋一件。
益阳桃江出土马簋
簋，是商周时期出土文物中常见的食器，主要功能是装各种蒸熟的粮食，类似于今天的电饭锅。这件马簋，是马的形象与礼器功能完美的结合。器座较长的两边铸立马四匹，每两匹一组，头向相反。座身两长边浮雕马身，器座较短两边饰兽面纹。
这件马簋的特别之处在于：是迄今湖南发现的唯一一件以马作为主题装饰的商周青铜器。已故文物专家、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高至喜在其撰写的《马簋年代与族属考》一文中，有详尽分析。他认为此簋的器形和纹饰与上述西周中晚期铜簋的风格明显不同，却与西周早期簋的器形纹饰接近，故其年代应为西周中期偏早。
此簋的器形和座上的兽面纹，都可以在中原地区找到相同或相近的器形和纹饰，应当是受到了周文化的影响。从纹饰看，器身饰圆雕和浮雕的卧马，器座四角饰四匹立马，都是首次发现，在北方西周铜器中从未见过。从铸造方面看，胎壁甚薄，这与北方地区西周铜器胎较厚重、器内壁较平整有异，薄胎铜器是南方地区西周至春秋时期越式铜器的一个重要特点。
衡阳出土胡人牵马铜俑
基于这些地方特点，高至喜认为它应是在湖南本地铸造，属于西周中期湘中地区古越族的产品。
除了这件独一无二的马簋，湖南还有一座出土了铜马的汉墓。1976年11月，衡阳县道子坪（今台源镇）的东汉墓里出土了牵马俑和马俑，牵马俑由湖南省博物馆收藏，马俑由衡阳市博物馆收藏。
铜马四足蹬地，昂首挺胸，鬓毛飞扬，竖尾向上弯曲，双耳直竖，双目圆瞪，张口成嘶鸣状。这种采用混铸工艺、一次铸成的铜马，属于东汉青铜雕塑的代表作。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
兴马洲日落。图/绿心研究院
此铜马具有大宛良马的神勇气质，距今有近2000年的历史。马头上有一只神秘的触角称“雄胜”，是神马的象征。它的精神，嘶鸣在历史的漫长时间里，至今不息。
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 常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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